“做梦都盼着减税！”这几乎是中国所有中小企业经营者的心声，足见企业税费负担之重。据工信部发布调查报告，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占企业总成本的30%。但根据有关部门公布数据的一贯作风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各种税费相加，总数占比应该高于30%。

众所周知，中国税制结构并不合理，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占税收比重超过60%。这使得中小企业的经营利润近半数都要上缴。在如此沉重的压力之下，利润之薄、经营之难，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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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不是中小企业经营者，或许会认为他们的困难事不关己，也无需过多操心。你看，虽然税负稍稍偏重，但中小企业不是依然可以在夹缝中生存吗？此言不假，但却短视。

殊不知，苛捐杂税之类的各种盘剥方式就好比财富流通路上的一道屏障，财富就像溪流，若遇到前方阻滞则会转向或绕道而流。而设置屏障的土地，则因此得不到溪流的灌溉。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可以为我们说明以横征暴敛来攫取财富造成的结果。

法国的香槟集市（Champagne Fairs），自中世纪以来就是闻名欧洲的商业中心。法国香槟伯爵领地内城市的集市贸易一度非常繁荣，是当时连接欧洲规模最大的国际性贸易区。来往于其间的，也是与我们熟知的与“中小企业经营者”社会地位相似的各国商旅、手工生产者、手工作坊经营者等。

当时，人们往来于此互通有无，香槟集市也因此成为连接低地国家、佛兰德地区以及意大利的重要贸易枢纽，这些地方都是中世纪以来欧洲最富庶的商贸集中地。

但好景不长，繁荣的香槟集市在12世纪末期至13世纪迎来了法国统治者腓力四世。腓力四世是一个非常强势而好战的独裁者，在位期间军费开支巨大。他看到香槟集市的丰厚利润，立即对集市实行严苛的税收政策。

根据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在《中世纪晚期商业社会史》中的记录，“腓力四世把香槟集市当成摇钱树，对集市的横征暴敛近乎杀鸡取卵。”那么，杀鸡取卵的具体手段是什么呢？

汤普逊写道：“为了把每一个铜子都抓到手，他增加商业税收；征收新的营业税；增加税务稽查人员、公证人和监察人员……结果商业被行政管理的罗网所束缚，被沉重的税收所压垮。”

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汤普逊这段话里提到了香槟集市被压垮的原因除了沉重的税收之外，还有一个“行政管理的罗网”。此话怎讲？其实，我们可以从寻租理论来解读这种隐含的负担。

首先，国王为了在集市增收更多的税收，必然要增加该地区行政人员的数量和管制力度，二者都极易产生寻租空间。

对商贩来说，今天国王的税官来收个保护费，明天或许又是某个地方官吏的手下来索要贿赂，否则就要给点颜色看看。香槟集市的商人们因此常常周旋于各种政府官吏的“潜规则”中，要花上大笔钱“孝敬”官吏们，这类成本均可算作一种“隐含的税收”。

此外，他们还必须上缴重税给国王，两种成本相加，使得在香槟经营集市贸易越发困难。祸不单行的香槟集市又在此间赶上法国的对外战争，经营高风险使商业环境不断恶化，原本就被重税扼住咽喉的香槟集市更加奄奄一息。

不过，这还远远不是故事的全部。面对已然僵死的香槟集市，财富之水流并未凝滞于此，而是绕开了香槟集市的横征暴敛，开辟着新的财富路径。腓力四世统治时期，意大利商人不再选择这条贸易路线，他们通过水路来到巴黎和佛兰德地区经商，不经过香槟集市。

即使后来腓力四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发现这棵“摇钱树”即将枯死而试图以行政法令“恢复集市的古老传统”，但这一切努力都是枉然，财富之流怎会遵从几个贪婪的国王颁布的一纸命令呢？商业会因愚蠢统治者的暴虐法令而枯竭，但却不会因为这些法令而重新焕发生机。

就像是被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一般，财富终究会找到自己新的流向，重税、行政管制都会成为阻碍财富并改变其流向的外部因素。

但这种阻碍实际上并不能减损财富本身，而是改变了它的流向，就像重税让商旅们开辟了新的商业路线而抛弃香槟集市。在这过程中，真正受损的是以横征暴敛的方法掠夺、阻碍财富的人和那片土地。

经济史书经常强调商业发展和商品的规格化趋势，逐渐淘汰了集市这种落后的交易场所，但从税收和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其消亡也有更为直接的财税原因。

恰如罗斯巴德所说，税收的主要功能是对民间经济进行掠夺。沉重的赋税对财富确实有一种“驱赶效应”，这种对财富的驱赶表面或许对政府收入的增长有短期效用，但最终只可能带来贫穷。

香槟集市的故事，与今天国内中小经营者相比虽是萧条异代，但二者面临着困境却不无相似之处。财富在重税和权力寻租的二重挤压下，流向了中小企业以外的地方。其中一部分流向了占据资源优势的国企，更多的则会流向经济管制更少、贸易更为自由的地区。

注：本文来源于网络，作者为孙晓骥，经由工作室重新编辑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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